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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金融學·節選丨人力資本分享企業所有權的一般理論

    發布:2018-10-20 17:55 作者:admin?來源:

    由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簡稱浙大AIF)聯合清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共同合辦的《中國金融學》第十九輯已出版發行,本公眾號將陸續為大家推送。本文節選自由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金融學博士吳志峰撰寫的《人力資本分享企業所有權的一般理論》。本刊公開發行,更多詳細內容歡迎訂閱!


    人力資本分享企業所有權的一般理論


    吳志峰


    摘 要:

    本文從理論上論證了人力資本分享企業財產所有權的邏輯。筆者由企業性質的生產性,說明企業才是社會價值創造的載體。首先論證了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組合是企業價值創造的來源,而企業家等異質型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理應分享企業財產權。其次從實然層面,分析人力資本能否分享企業財產權取決于其與企業股東談判的地位,討論了企業所有權分配的動態性,最后一般性地總結了全文的觀點,并提出以增量股權激勵作為人力資本分享企業財產權的方式。


    關鍵詞:

    人力資本 企業剩余 所有權分配


    以下為論文節選↓


    1.引言


    2017年12月28日,中國聯通發布公告稱,國務院國資委已批復同意其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股為84788萬股,人數7550人,激勵的對象主要為公司核心管理人才及專業人才。中國聯通是黨的十八大后國資委確定的首批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央企業,其改革方案除了引入“BATJ”四大互聯網公司戰略入股外,其突出特點是實行干部員工股權激勵。筆者認為國企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對管理層和員工的長期激勵機制,如此才能協調國有股東與管理層和員工的利益,解決好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對管理層和員工實行股權激勵理應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內容。


    為此,必須在理論上論證人力資本分享企業財產所有權的邏輯,本文分五步論證了這個邏輯并總結了這個邏輯的一般理論:一是科斯的企業性質只強調了其交易性而忽視了生產性,由企業的生產性才能理解企業是社會價值創造的載體;二是論證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組合是企業價值創造的來源;三是在人力資本當中,企業家等異質型人力資本越來越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四是主流企業理論對“資本強權觀”的辯護反證了經營管理者分享企業剩余的必要性;五是分析異質型人力資本地位的上升與企業所有權分配的動態性。從而完整地論證了這個邏輯,最后一般性地總結了本文的觀點,并提出以增量股權激勵作為人力資本分享企業財產權的方式。


    2 企業的科斯性質忽略了企業價值創造的生產性


    自從科斯那篇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1937)發表后,經過20世紀70年代以來汗牛充棟的文獻積累,主流企業理論已近乎完全認同科斯的思想,即企業和市場是組織企業經濟活動的兩種形式,企業是作為市場替代的存在,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它節省市場交易成本,而企業的邊界止于企業的邊際組織成本與市場的邊際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刻??扑拐J為企業的功能是節約交易成本,然而他對交易成本的闡述是模糊不清的。在他的那篇著名論文發表三十多年后,威廉姆森(1975、1979、1980、1985)和克萊因(1978)等人發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同樣是將市場和企業看作組織經濟活動的不同形式,科斯強調的是價格發現和談判成本,而威廉姆森等強調的是資產專用性與機會主義。他們將企業看成生產環節縱向一體化的組織,每個生產環節之間為什么不以市場交易的方式,而是以縱向一體化即企業組織的方式進行呢?


    對此,威廉姆森提出了三個假設:一是有限理性,即人的認知能力受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限制,從而不是完全充分和無所不能的;二是資產專用性, 即一項資產用于某一用途比其他用途的價值要高得多,從而一項專用于某一資產的投資一旦被廢止或挪作他用就會產生沉沒成本,給投資人造成損失;三是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即“狡詐地追求利潤的利己主義”,指經濟人可能不擇手段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威廉姆森認為,這三項假設如果不是同時存在,交易成本也就不存在,但實際上如果構成上下游關系的兩個廠家通過市場交易進行,一家(如上游企業)為生產進行了專用性投資,另一家(如下游企業)知道專用性投資會產生沉沒成本,因此他如果要挾上游企業降低售價,上游企業將無法不答應,專用性投資者的準租金被剝削。而上游企業知道下游企業可能要挾自己降價,因此在進行專用性投資時就會拒絕或減少投資。防止準租金被剝削的辦法就是建立共同所有權或垂直一體化的機制,于是企業因為節約了市場機會主義成本而取代了市場。


    張五常(Cheung,1983)否認了企業能消除機會主義的觀點,他認為只不過是將機會主義從市場帶到了企業,同時他也否認企業是用“權威”“計劃”等非市場方式取代了價格機制的市場方式,企業對市場的取代只是用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張五常是堅定的自由市場主義者,他的貢獻在于,當人們以為以企業取代市場可以作為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托詞時,他說明了企業本身也只不過是一個市場契約。但除此以外,張五常的觀點并沒有超出科斯關于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邏輯。


    科斯等人的重要貢獻在于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然而這樣的分析完全舍棄了企業的另一本質特征,即企業的生產—銷售特性,未能認識到公司的最重要特征乃是對生產—銷售過程的管理,無論是對一個小公司,還是像通用汽車那樣的大公司,情況都是這樣。市場不能產生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它只能把它們聯系起來。迪屈奇(1999)進而認為,科斯聲稱的“公司的顯著特征是對價格機制的取代”并不成立,因為“聲稱公司在取代市場,是在想當然地認為市場能夠在沒有公司的情況下存在。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存在公司意味著沒有生產,這進而又意味著市場沒有功能,也就是說,市場將不會存在”。


    曹正漢(1997)認識到交易成本理論與企業及市場的發展歷史并不相符,他認為自19世紀以來,由于交通、通信技術以及交易制度的發展,單位交易成本已大為下降,其下降幅度要超過企業組織成本的下降幅度,然而,“既然單位市場交易費用在不斷下降,而同期企業的組織成本并未下降得更多,為什么19世紀以來企業的規模卻在不斷擴張呢?”曹正漢的解釋是市場分工具有不完備性,即市場無法將交易協調和風險決策活動專業化,這些活動只能在企業內部專業化。企業的發展與市場分工是互為推進的關系,市場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市場規模和市場分工得以擴展,同時也加劇了市場分工的不完備性,市場風險和協調的難度都增加了,這就為企業內化協調與決策活動創造了市場條件,企業的職能和規模也隨之擴大。因此,協調和決策的專業化所帶來的效率提高和單位成本的降低,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原因。


    黃桂田、李正全(2002)在批判科斯關于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邏輯時說:“如果說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物是因為企業具有節約交易費用的性質的話,那么,……順著這一邏輯導出的一個推論:凡是能夠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的工具及其相關制度安排,都可以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品與市場存在替代關系,而企業不僅僅屬于市場唯一的替代物。例如,……度量衡制度,……貨幣制度,……質量標準,等等”?!傲硪粋€合乎科斯替代邏輯的推論就是,隨著價格機制及其市場范圍的擴展,替代效應必將導致企業規模的萎縮和企業數目的減少,因為市場價格機制調節范圍的擴張替代了企業內部的科層結構協調。然而,這一合乎科斯替代邏輯的推論與市場經濟演進的現實邏輯完全相反”,他們提出了“合作剩余”的概念,并主張回到古典,主張以分工與合作的方式決定企業與市場的性質及其關系。


    但筆者認為,迪屈奇(1999)、曹正漢(1997)、黃桂田與李正全(2002)等人并沒有點出問題的實質。他們只是在狹義的意義上理解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即僅將交易成本理解為組織或管理單位間的交換成本,也就是利用市場的成本。然而,交易成本理論經過威廉姆森等一批人的發展,其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科斯意義上的交易成本,概念內涵已大大擴充了,它包含了詹森和麥克林意義的代理成本,也意味著哈特所稱的不完全合同導致的成本,甚至就是阿羅的制度運行的成本,因此在狹義上比較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并以此駁斥企業的科斯性質已沒有太大的意義。


    事實上,企業是既具有交易性又具有生產性的復合契約,科斯等人關于企業的性質論述的是企業的交易性,其中包含了企業與市場互相替代的關系??扑购雎粤似髽I的生產性,然而僅根據企業的生產性來攻擊企業的交易性、企業與市場替代的邏輯,并沒有多少說服力。從企業的交易性來看,企業與市場確實存在替代關系,這可以從現實企業運行中的“外包”和“自己生產”的決策中得到驗證,像NIKE這樣的企業,自己只管產品研發、品牌經營等核心環節,而生產環節通過長期外包合同放在中國等低成本地區進行,證明了市場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市場”取代“企業”的現象出現;與此同時,NIKE公司本身規模也在壯大,又似乎違背了市場與企業的替代邏輯。然而,這只能說明NIKE公司隨市場規模擴大的成長已不能由企業的交易性來解釋,而是應由企業的另一面,即它的生產性來解釋。


    筆者在此做個簡單論證,假使市場交易成本為零,是否企業就不存在了呢?按照威廉姆森(1975)、克萊因等人(1978)的思路,我們假定一條汽車生產線由一個個獨立的個人組成,而不是由企業擁有(因為企業不存在),每個上游零件的生產者將自己獨立生產的產品無交易成本地賣給下游生產者,下游生產者將買來的上游零部件組裝,由最后一個買者完成汽車成品的生產。按照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邏輯,在交易成本為零時,市場上將不存在企業,而只存在一個個“個體戶”,這種邏輯在契約的交易性方面看來沒有問題,因此在市場交易成本存在的情況下,企業只是“以一個長期合約替代一系列合約”,即將有上下游關系的一個個個體戶以一個企業替代達到“縱向一體化”。但企業交易性的這種替代邏輯顯然不能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因為即使市場交易成本為零,這種個體戶式的市場經濟顯然沒有生產力,因而具有歷史的非現實性。


    事實上,交易成本理論的這種推理邏輯是建立在兩個假設上的:(1)生產過程可以劃分為若干個互不相干的能夠由個體生產者單獨承擔的工序;(2)從事生產活動所必需的知識外生于經濟系統,且對生產者是已知的(王開明,2002)。顯然生產工序并不是無限可分,也不是互不相干的,而且生產知識在現代工業社會絕不可能由單個工人掌握一個完整的生產環節。然而,這并非交易性的替代邏輯錯誤,而應該由企業的生產性來解釋。協作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企業生產性的重要內涵,人們總是隨時隨地需要結成協作關系。人類從誕生起就會協作一起圍捕打獵,因此即使交易成本為零,一個個的個體戶組織形式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時,分工和協作還具有報酬遞增的效用,亞當·斯密(1776)對此早就做了深刻闡述,他講述了著名的制針廠工人制針的例子,“如果他們個人單干,沒有哪個人能在一天里制出二十根針,也許一根針也制造不出來;由于他們合理分工協作,他們現在能夠制造出的針肯定不止二百四十根,甚至不止四千八百根”,指出分工所產生的協作力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這種效率來自“其一是各個工人熟練程度的提高;其二是節省了在轉換工種過程中損失的時間;其三是大量機器的發明便利節約了勞動力,使每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 


    企業的生產特征被馬克思稱為價值生產,而市場具有價值實現功能,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企業與市場不存在相互替代關系,正是由于企業與市場分別具有價值的生產功能和實現功能。馬克思對企業的生產性做了深入的探討,他區分了工場內部分工和社會內部分工,兩種分工的區別是,社會內部分工導致各獨立生產者生產以商品形態存在的產品,而企業內部分工只是局部勞動,在其各個環節生產出來的產品還不是商品。社會內部分工的深化會促進市場的發展,也促進企業的發展;企業內部分工本身既以社會內部分工為前提,同時又會深化社會內部分工。因此企業與市場的共同發展才是分工深化的結果,因此應從企業的生產性方面來解釋。


    從企業的生產性方面來說,企業無論是替代市場還是伴隨市場發展,都是因為企業能創造價值,而不是因為企業的組織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因此,迪屈奇(1999)指出“應當超越交易成本標準,不僅從成本,更應從效益的角度動態地分析與理解”。雖然成本是影響企業價值的重要部分,但以價值說取代成本說,就能說明企業為什么能替代市場、在什么條件下替代市場,以及為什么市場規模擴大與企業規模擴大的現象會并存。企業正是依靠對生產銷售過程的管理來替代市場交易關系,條件是企業創造的價值超過了組織成本;企業規模擴大與市場規模擴大之所以并存,是因為企業與市場的替代與發展不是比較企業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的高低,而是企業發展本身會推動分工的發展,并促進市場的發展,市場的發展本身也會推動分工的深化,從而促進企業的發展。企業與市場之間不但存在相互替代關系,更存在相互促進關系,而且企業對市場的替代通過推動企業規模的發展,反而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的發展,相互替代關系會轉化為相互促進關系。因此企業與市場是既替代又互補的關系,兩者不但相互替代,更是互相促進。


    由此可見,科斯、威廉姆森等人開創的現代企業理論忽視了企業是具有價值創造的生產銷售組織特征,他們以交易成本為分析工具,雖然打開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企業黑箱,將新古典的企業函數展開為帶有制度結構的生產過程,但它仍然只能解釋企業的部分性質。而且交易成本理論由于忽視了企業的生產性,在揭開企業黑幕一邊的同時,又蓋上了另一邊,甚至可以說,企業理論與企業的科斯性質掩蓋了價值創造的來源。


    3 結論:


    企業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一個巧妙組合,其目的是創造和分配企業剩余。物質資本中的債權資本取得固定的利息,在正常情況下不享有不確定性的企業剩余,股權資本是企業建立的前提條件,它承擔經營損失的風險,享受不確定的企業剩余。人力資本越來越顯示出對現代企業的重要性,成為企業價值創造最重要的源泉,尤其是企業家等異質型人力資本,由于其風險決策能力、組合創新能力和監督管理能力,在企業高效生產函數的形成方面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從而使一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在企業這個生產函數中能創造出高于要素市場價格的價值。人力資本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巨大作用使其理應分享企業剩余。


    但由于“股權至上”的歷史淵源和法律規定,以及股權資本在彌補經營損失中實實在在的作用,股權資本成為法理意義上的企業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人力資本能否分享企業剩余不但取決于他們的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他們的談判地位。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實是,企業家等經營管理者的人力資本由于其“專有性”地位,越來越成為企業的“關鍵資源”,因此在同股東談判中有了很強的談判力,從而幫助他們取得企業剩余的分享權。歷史發展的軌跡越來越表明,人力資本正在從“物質資本”的陰影中走出來,徑直走到了現代企業的中央舞臺,為此我們在總結前文觀點的基礎上一般性地提出人力資本分享企業剩余的理論,以印證企業所有權的這一歷史變遷。



    吳志峰,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金融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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